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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“我的难友是江姐”
        ——渣滓洞幸存者杨俊生访谈
        发布时间:2021-10-14 13:07:47       作者:陈静       来源:市委党史研究室

        杨俊生,1926年10月出生于岳池县自生乡。1947年,20岁的杨俊生,在共产党的引领下,参加革命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,义无反顾地投向革命洪流。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,开展“一倍一”活动发展地下党员。在参加武胜三溪起义时被捕,后关押到重庆渣滓洞,在狱中受尽苦难仍坚守党的秘密。1949年,国民党反动派被赶到长江以南,被迫与中共中央谈判,并接受其中无条件释放“政治犯”的条款。因一直没有证据证明杨俊生是共产党员,他与其他9位难友,以“未决政治犯”的身份被保释出监。重获自由的杨俊生一直在岳池县工作,直到1982年离休。

        在岳池县委老干部局旁的一幢老式楼房房间内,坐着一位文雅的老者,他戴着金框眼镜,头发花白,雪白的衬衣上佩戴着党徽。他坚定地眼神凝望着阳台上摆放的江姐和小萝卜头的雕像,向我们娓娓道来1947年渣滓洞所发生的事情……

        访:杨老,您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?

        杨老:1947年,我那时20岁左右,在岳池一中上学。在学校,我接触到了当地的共产党员,他们讲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理想,我也看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籍,让我受到很大启发,所以我经常参加学校的革命活动,编墙报、写新诗。他们看到我革命意志坚定,斗争态度积极,就在1947年,在蔡衣渠书记家中,把我发展为了共产党员,介绍人是我的同学刘毅,蔡书记是监誓人。

        1947年到1948年上半年,我和刘毅、陈永福一起,响应地下党“一倍一”(就是一个党员发展一个党员,以倍数发展)活动号召,发展积极分子入党。后来,组织安排我到岳池阳和乡中心小学工作,其实就是为了开展革命工作。我和左国政、袁念之他们一起,在很短时间内将10名教师发展为共产党员。1948年7月,我与地下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武胜三溪乡起义,由于我们打败了,大家就分散隐蔽。当时有我、罗仁杰、张元平、刘耀文我们四人边打边退,结果还是被敌人抓到了,关进了三溪乡政府。一路上,我们反复密商,想起中共川东临委有过指示,被捕后有证据说明是地下党员的可承认是党员,如果没有证据就坚决不承认,以保护革命力量。当时我们几个就统一这个意见,在敌人审讯时坚决不承认,所以敌人也没办法,但是又不能放了我们,便在1948年8月,一路把我们从武胜、合川、江北衙门押解到重庆渣滓洞了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访:杨老,您能不能回忆一下当时渣滓洞的情况?

        杨老:那个渣滓洞是一个E字型,东面、北面、西面都是山,树木也很多,只有南面才是一条深沟到磁器口。这个渣滓洞修了高墙安了电网,还搞了6个岗亭,每一个岗亭就有两个匪兵。一个拿的是美国卡宾枪,另一个拿的是美国汤普森机枪。半山腰上东北方还搞了个机枪阵地,设了一班人把枪口对准监狱,管理得很严。监狱内牢房单间有15平米左右,上下铺6张床,关押着12人,又臭又挤,暗无天日。在渣滓洞,特务看管很严,不准通信、会客、写信、读书,不许交换案情、串门这些,管理得很严。

        渣滓洞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。在生活上,每天只吃两顿,吃的谷米太糙,里面掺杂有谷壳、稗子和炭渣,实在难以下咽。菜就是下角菜,所谓下角菜就是我们不要的边边、黄叶子那些叫下角菜。比如吃胡豆就是煮的积水胡豆,炒一下参水煮耙,放点盐就端起来了,都是有盐无油。吃豆芽,一人只能分一二十根,那么长一根的豆芽,实际上是一盆盐汤,就是下饭。只有一样菜,吃鞥菜就是盐、花、果、根都不弄掉的一锅煮,所以难友们把它称为“五食同堂”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访:那您认识江姐吗?知道她在狱中的情况吗?

        杨老:江竹筠是1948年6月被关到渣滓洞里面的,我是8月份才进去的,她先进去。她关在女牢房的,我们是关在楼下的。因为放风是10分钟一次,10分钟满了你就进去,把它锁了,然后开第二个,所以基本上人与人、难友与难友之间是不能接触的。就是一个牢房,如果不是一起,也不交流。我只是在女牢房放风的时候远远地看见过江姐,感觉她很有精气神。

        在里面听别人说,被关入渣滓洞的女同志里面就是江姐表现得最坚强,最出名。这个人党性非常强,信念理想非常坚定。不怕坐牢、不怕受刑、视死如归,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共产党员。现在来说,那确实是非常优秀的共产党员,她对党做了许许多多的工作。

        江姐在审讯时,表现得非常的坚强。徐远举认为她是彭咏梧的妻子,又是彭咏梧的助手,所以认定江姐知道的情况肯定很多。所以,在审讯江姐的时候,他们首先摆出老虎凳、吊索、电刑机器、水葫芦、火背篼、披麻戴孝(有刺的钢鞭)等等十几样刑具在审讯室,来吓唬江姐。但是江姐呢,十分镇静。徐远举亲自审问她,反复问她:“你在下川东干什么?谁是你的领导人?你又领导了谁?有好多武器弹药?”江姐沉着地回答:“我是在万县做一个小职员孤孤单单一个人,我不知道那些事情,你搞错了,你应该把我释放了。”徐远举见江姐不交代,不给她点颜色看是不行的。于是,徐远举指示特务们用筷子夹江姐的手指,又用竹签子打手指尖,左手整了整右手,右手整了整左手,打得两手血肉模糊,疼得江姐晕死了好几次,然后又用冷水浇醒,醒来又是重刑,可徐远举什么也没得到。不罢休的特务们,又让江姐坐老虎凳、又灌辣椒水。这辣椒水一灌,心里是非常疼痛,就是我们平常人呛点水那都不得了,咳得非常厉害,所以把江姐整得死去活来。江姐一直坚持说要命我有一条,要组织没有,所以整了一天也没有结果,敌人也没有收获,也就草草收场,关进去时又给她上了一副脚铐。特务扶她回去,她把特务甩掉,自己坚强地走回牢房。

        走入牢房的时候,牢房的女难友们一拥而上。有的给她用草纸擦血,有的帮她洗血,有的帮她换衣服,基本弄好后就抬到铺上去。在这种情况下,这些女牢房的同志看到江姐这么坚强,这么多伤,这么痛苦,大家都哭了。而男牢房的难友知道江姐回来早就在后门边远远地望着、等着,江姐回来的时候大家也含着眼泪,许多难友写了慰问信去慰问江姐。诗人何雪松代表所有难友给江姐写了一首诗送去,这首诗只有几句话,就是:“你是丹娘的化身,你是苏菲亚的精灵,不,你就是你,你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。”这个是对江姐对党忠诚、严守秘密的充分肯定。那时,江姐手上的伤疤还没有好,无法回信,她就托一个女牢的同志帮她回信,由她口述,我记得是写了这么几句话:“重(毒)刑是小小的考验,竹筷子是竹子做的,共产党员是钢铸的。”就写了这么几句,也刻画了江姐整个革命的一生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访:您知道江姐在狱中是如何开展革命活动的吗?

        杨老:江姐在狱中做了不少工作,主要就是做一些思想工作。凡是要去受审问的人,她都理直气壮地打个招呼,勇敢些,意思就是你不要叛变。所以,她那种榜样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,许多女同志都向他学习,应对敌人审讯的斗争,没有出现叛变,这也是她对党很大的贡献。

        江姐在狱中还做敌人的策反工作,比如看守黄茂才就是在她的鼓动下转变的。黄茂才是自贡荣县人,同江姐是老乡,经过接触、了解后,知道他也是受苦受难的农民躲兵出来的。江姐一方面给他缝补衣服;另一方面呢,还帮他打了一件毛线衣穿,就把距离拉得更近一些了,逐步逐步转过来了。所以,后来江姐就写信,托他带信出去,他还把江姐娃儿(云儿)的照片都带进来了,江姐非常高兴,一下子就把关系拉得更拢了。让他带了一次信,二次就不愁了,包括男牢房的人知道了也找黄茂才带信,他前后带了二十几封信出去。不仅带信,他还在值班的时候,本来放风只有十分钟,他就可以把放风时间延长一点,有时放到十五分钟,看见我们递纸条也假装没看见。那些难友还要求带一些东西进来,比如罐头、炒吃、豆豉那些生活用品他都带进来了,有的还带点钱进来,他都一一转交。在得到信任以后,那个通道就打通了,同外面地下党况淑华的联系就打通了。后来,黄茂才还把济南战役胜利消息以及三大战役胜利的消息,蒋介石被赶到长江以南的消息都带进来了,使全狱的难友们得到了很大鼓舞,提高了大家的斗志,不停地斗争。

         

        访:杨老,如果江姐他们还活着,你会对他们说什么呢?

        杨老:如果他们还活着,我就高兴得很,战友来了、难友来了,我要告诉他们现在的生活有多好,有多幸福。当初我们所受的苦难,所做出的牺牲是值得的。

        时间可以淡去记忆,却冲不散刻骨铭心的过往。95岁高龄的杨俊生陷入沉思,永不忘却的是江姐那些战友们的音容笑貌……

         

        (作者: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科科长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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